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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厦门》采访实录摘编

发布时间:2020-04-02 09:11    来源:三明市司法局机关党委    字号:

19856月,习近平同志从河北正定县来到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福建厦门,担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在这片充满激情的开发开放热土上,他与经济特区广大建设者并肩奋斗,探索推动了一系列在全省甚至在全国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的改革举措并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在厦门》一书共13篇采访实录,通过习近平同志当年的同事、接触过的干部群众的真实讲述,再现了他在厦门的工作经历和领导风范,充分展现了他深入把握经济特区发展科学规律的远见卓识、切实解决群众所想所急所盼的为民情怀。

为方便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宣讲,市委讲师团对《习近平在厦门》采访实录中提到的部分具体事例进行集中梳理,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为线索进行大致分类,仅供参考。

 

一、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近平同志在厦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就跟我们战略办的同志说,我们是搞经济特区,不是搞政治特区,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一定要体现这个,严格把握制定战略发展的方向,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要把厦门建成具有自由港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而且要把这点作为制定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写进去,到本世纪末,把厦门建设成具有自由港特征的多功能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四)

我(张宏樑)对习近平同志说:“虽然学习《资本论》原著很吃力,但同学们的积极性都很高,收获也很大,再学其他理论课程,特别是西方数理经济学,就很轻松了。”习近平同志听完之后说,你们本科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学原理、读原著是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最佳方式,也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最有效的方式。你们经济系(厦门大学)坚持了这么多年,做法很好,对学生的成长和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肯定会非常有好处。--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十三)

习近平同志让我(张宏樑)联系学校(厦门大学),专门抽出时间到校参加了以《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实指导意义为题进行的一次小范围座谈。参加座谈的教师对《资本论》研究水平都很高,某句话在《资本论》哪章哪节哪页,前面讲的什么,后面讲的什么,前后如何结合起来理解等等,都装在脑子里了。跟厦大的老师们座谈《资本论》,要是没读过几遍原著,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坚实的社会实践,还真难以深入交流下去。但习近平同志很早就反复阅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老师们交流起来深入浅出,得心应手。他说起来既有理有据又生动透彻,因为他有扎实的实践经验,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理解得比我们深刻得多。对习近平同志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对社会的广泛了解,特别他就《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当时特区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谈的几点意见,我相信参加座谈会的青年教师和同学们都会有深刻的印象。--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十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划时代的伟大思想,主要由四重维度组成:从时间上讲,习近平同志几十年来艰苦实践,一以贯之;从广度上讲,他亲身经历了中国大多数阶层和行业,不屈不挠,上下求索;从高度上讲,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发展作出新贡献;从传承上讲,他传承红色基因,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培养指导和中外历史先进文化的熏陶。伟大思想从四个维度与中国实际情况牢固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包容力、指引力和传承力。--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十三)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同志曾经给我讲过一件事,他在厦门当市长的时候,到北京开全国人代会见到近平同志。近平同志问他:“你什么时候到厦门当的市长?同安的军营村现在怎么样了?”刘赐贵是非常实在的一个人,听了他的问话很不好意思,就实话实说自己还没有去过。回来以后,他给我讲了这件事,说当时自己整个脸都红了,没想到近平同志当年在厦门短短3年时间,连最偏远、最贫穷的地方都去过了,更没想到过了那么多年,他对厦门基层的百姓仍然如此牵挂。--摘自习近平在厦门(二)

近平同志曾亲口对我(吕拱南)说:“我的价值观、人生观来源于我的家庭,来源于我在陕北艰苦地方上山下乡,来源于劳苦大众,所以我就选择走从政为民的道路,不会走别的道路。”所以他现在能非常坚定地说“不忘初心”,他不是激情之下说出这样的话,而是有着深厚家庭根源、社会实践根源的,这些使他能够坚定地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为振兴中华而奋斗。--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六)

习书记第一次来到军营村是1986年,他那时是厦门市副市长。从同安县城到军营村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开车要2个多小时才能到。习副市长第一次来的时候,村里只有一条1.6米宽的土路,车开不进来,就停在村口的小拱桥边,步行进来。习副市长见到我(高泉国)后,第一句话就问:“你们这里最穷的有几户?”我回答:“有两三户。”接着他就挨家挨户地去拜访。看完贫困户,就来到我家。进门的时候,因为他个子很高,房间的门梁很矮,我怕他撞着头,就赶紧上前跟他说:“您要弯下腰去,不然容易撞脑袋。”他就把腰弯下来,走进了我家。进屋后,我在屋里圆桌的一边泡茶,习副市长就坐在另一边。他不断向我询问村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我们就这样聊了大概1个多钟头。当时我觉得,这位市领导对农业农村情况很熟悉。--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十)

近平同志第一次来同安调研的时候,这里交通不便,农村道路更是崎岖不平,他提前一天晚上来到同安县城,住在县招待所。第二天一早七点半,我们就在他的带领下,从县城出发到农村和周边海岛开始深入细致地调研。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与大家一起坐小板凳,和群众亲切交谈。厦门当地人喜欢泡茶,茶杯因常年使用,有一层黑黑的茶渍。村支书本来要拿新茶杯给近平同志用,可他说不必了,就跟大家一起用黑茶杯喝茶。老百姓没想到,这个副市长一点都不介意用黑茶杯。近平同志这样做,一下子就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十一)

 

198779,我(张宏樑)毕业回石家庄的前一天晚上,去跟习近平同志道别,请教他还有什么需要指导和嘱咐的。习近平同志对我说,你工作后一定要下基层工作,不能总待在上级机关,不要把基层当大车店,至少要踏踏实实干上两三年,一个事情踏踏实实干上几年才有可能出成果。“不要把基层当大车店”,是他很有特点的一个说法。他说,我在梁家河的7年,正好是你们上高中、上大学加在一起的时间。我上的是梁家河的高中、梁家河的大学。上了这个高中和大学,对老百姓才会有很深的感情。你们一定要下基层,才能培养出对老百姓的感情,才能提高自己,干出实事,做出实效。--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十三)

 

习近平同志出身高干家庭,但做人非常低调,心里总想着为百姓做事。在交谈中,他时常说,咱们为老百姓干事,不能有只追求自己生活快乐的思想。大学生也一定要丢掉这种思想,扑下身子为老百姓工作。他曾经多次跟我(张宏樑)说:“我自己把‘自找苦吃、为老百姓做事’作为第一信念。尽管会有很多坎坷,每天都经历不同的挑战,除非身体不行了,除非不让我干了,只要没有这两种情况,我都会坚定不移走下去。”--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十三)

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抓机构改革,抓物价改革,抓国有工业企业利税分流改革试点,抓金融体制改革。这些改革都比较超前。他抓厦门金融体制改革成效明显,改革方案被选入《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文集,放在了第一篇。这本书的编辑指导委员会,福建省有两个人,一个是省委书记项南,一个是省长胡平。胡平同志当时评价说,近平同志在厦门谈的“金融七条”很有前瞻性,到现在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还是这七条。--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四)

有一次,我们聊到在中国当时经济形势下,工农业生产的“剪刀差”不断扩大的问题。近平同志认为,应该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增强城市的综合能力,抑制“剪刀差”的继续扩大。现在来看,我们做到了第三、第二产业反哺农业,已经实现了近平同志当年的设想,已很少再提剪刀差了。但在当时,他的这种想法很超前,所以让我很震撼,说明他不仅关心广大农民的疾苦,也很有战略思维,那时候就能够从国家层面考虑问题。--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四)

近平同志到任后不久,中央就确定厦门为全国率先进行机构改革的14个重点城市之一,他挑起了这个担子,经过一段时间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缜密思考,提出了一套机构改革方案。他把一些长期以来本应该属于企业但政府又管得过“死”的权力下放给一些专业公司,将一些原来政府管理工业和国有企业的职能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简化和调整,这样一来,有效精简了机构和编制。--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八)

2000年的校董会定在11月召开,当年814日他就带人来集美大学调研。在这次调研中,他主要强调加强体制创新,包括领导体制的创新。因为集美大学的前身是交通部、农业部、省体委、省财政厅、厦门市政府等属下的五所高校。五个学校、五个管理部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合并以后人员众多,尤其是党政部门人员很多,所以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学校体制如何改革。他当时提到,集美大学要不断完善新体制,不断进行配套改革和体制创新,给学校创造发展空间。他还指出,集美大学一大特点就是华侨办学和海外乡贤办学。集美大学是根据陈嘉庚先生的遗愿组建的,而且还有一个很有凝聚力、很有影响力的校董会,所以一定要弘扬“嘉庚精神”,充分发挥校董会作用。因为这是一所非常有特色的学校,既能够在体制创新方面争取新的突破,又能争取上级给予一些特殊的宽松政策,各方面相辅相成,推动集美大学实现新的发展。--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八)

 

四、坚持新发展理念

19868月开始,历时一年半,近平同志作为分管计划工作的副市长,主持编制了《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摘自习近平在厦门(一)

19998月,近平同志时任代省长,在他视察会展中心建设时,我(李秀记)向他汇报了会展中心规划设计、施工情况,并提出资金缺口问题。他听完汇报指示说:“厦门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要注重质量,把会展中心建成与国际接轨、国内先进、有厦门地方特色的展览中心。资金缺口问题,我带回省政府研究。”其实我汇报时用的词是“国内一流”,他把“国内一流”改成了“国内先进”。这说明他的站位更高,也更实事求是。--摘自习近平在厦门(一)

 

国家主办厦门投洽会(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是从1997年开始的。后来,在近平同志关心下,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如期落成,第四届投洽会就在这里举行。他作为福建省委领导,连续出席了第三、四、五、六届投洽会。2010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同志再次来到投洽会。这一次,他拿起象征会议的“9·8”金钥匙,为投洽会开馆并剪彩。--摘自习近平在厦门(一)

20021月在省人代会上,近平同志在参加厦门代表团审议省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了“厦门城市规划由海岛型向海湾型转变”的思想。同年6月,他到厦门调研,提出“提升本岛,跨岛发展”的战略。“跨岛”就是走出厦门岛,往岛外大片的土地发展,提出要将提升本岛与拓展海湾相结合、城市转型与经济转型相结合、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凸显城市特色与保护海湾生态相结合。按照“一环数片、众星拱月”的规划,发挥“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的优势,加快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城市转变,把厦门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布局合理、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国际性花园城市。这个发展战略跳出厦门本岛,将规划范围扩展到整个厦门,既符合厦门的实际,突出厦门的特点,又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富有科学性、前瞻性。包括现在我们提出来的“多规合一,建设美丽厦门”,建设“五大发展”示范市,都是在“跨岛发展”战略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摘自习近平在厦门(一)

 

2015923,近平同志访美期间参观波音公司宽体飞机厂,波音公司在厂房门口摆了两架飞机,一架是即将交付国航的波音737,另一架是即将交付厦航的波音787。近平同志在波音公司总共参观不到1个小时,单在厦航这架飞机上就坐了15分钟。他说:“刚才,我参观了即将交付厦门航空公司的这架波音787飞机。在1985年,也就是30年前,我担任厦门市副市长,分管厦门航空公司,参与了它的组建和初创。初创阶段的厦门航空公司,连带厦门机场,都是利用国际贷款发展的,当时也就只有几架飞机。30年过去了,厦门航空公司引进了最先进的波音787飞机,这就是中国民航事业发展的缩影。”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谦虚地说自己“参与了”组建和初创。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2013年、2015年,他对厦门航空公司的建设与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摘自习近平在厦门(三)

 

近平同志很重视农业,“三农”工作是他自己“讨来”的。他1985年到特区工作,那个时候特区建设刚刚开局,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的任务很重。他除了承担市政府给他的分工外,还主动要求分管农业。--摘自习近平在厦门(三)

近平同志认为,特区要发展市场经济,参加国际经济大循环,光有机场、码头、通讯设施是不够的,还要打造宏观的“千里眼”,准确及时地掌握国内外经济信息。因此他非常重视市经济信息中心的建设,成立了厦门市经济信息管理领导小组,亲自担任组长,并把经济信息中心建设列为厦门市基础设施八大工程之一。别人看来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他却认为势在必行,还把它列为全市八大工程之一。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四)

为了研究自由港政策和厦门今后发展问题,19868月市委、市政府同意近平同志的建议,决定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由近平同志主抓。他曾带着课题组部分人员到新加坡考察,回来就说:“我们要立足中国的实际、厦门的实际,不能全搬新加坡的模式,更不能搬用香港的模式,可以把它们作为重要参考。”他要求课题组的同志根据厦门的实际情况研究解决厦门自由港发展模式,争取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自由港的路子。--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四)

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就是近平同志抓战略研究办公室的重要成果。而组织制定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是近平同志对厦门一个全局性的贡献。当时一直都是搞“五年计划”、年度计划,从来没搞过什么发展战略,而且特区也很少有人关注发展战略。现在回忆起来,近平同志能提出发展战略这几个字就非常了不起。--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四)

历时一年半,我们完成了21个专题的研究,制定了《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要说这个发展战略到底为厦门解决了哪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11个方面。第一,解决了厦门特区发展模式问题,也就是厦门到底怎么发展。厦门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建成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第二,解决了厦门的城市定位问题。厦门应该是现代化国际性的港口风景城市。第三,解决了厦门产业发展问题。厦门要以发展工业为主,兼营商贸、旅游、房地产业。第四,解决了厦门自由港的模式问题。第五,解决了特区要发展什么经济的问题。第六,确定了厦门的战略重点问题。第七,确定了厦门机构改革的方向问题。提出“小政府大社会”,这在全国是首家提出来的。第八,解决了国有企业的组织制度问题。第九,提出建立特区金融体系。这也是我们在全国第一家提出来的。第十,解决了资金自由进出问题。在全国首次提出了“离岸金融”。第十一,解决了保护生态环境问题。这就是近平同志加上去的课题。当时他就提出,发展特区经济的同时,一定要防止环境污染,保持生态平衡,为厦门的子孙后代保护和创造一个美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四)

经济特区兴办早期最急盼解决的就是引进境外资金与技术。近平同志在厦门最为重视的工作之一就是多渠道引资,以解决燃眉之急。他分管市计委工作后,特别重视金融业务与外国资金的吸纳,厦门国际银行的引进就是成果之一。厦门国际银行的成功经营范例,使香港的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新加坡的天华银行相继经国家批准登陆厦门经济特区,厦门国际银行亦到厦门以外的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六)

80年代,同安县有两个“金娃娃”,一个是高岭土,是做飞机、导弹都要用的原辅材料;另一个就是矿泉水,打井进去,能喷很高,水质又好。近平同志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跟我(吕拱南)讲,他跟银川方面达成了合作意向,告诉我银川方面会有啤酒花运过来,用他们的技术跟原材料,用我们的矿泉水资源和资金贷款,合作搞一个啤酒厂。他说:“我们搞特区建设,不要光为特区自己想,要注意内联外引,要想想其他的地区。”另外,他在抓主业工作的同时,又谆谆教导我们,切不可忘却,社会的稳定对经济特区非常重要,也要抓好,不要光搞外向型的经济工作。--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六)

   五、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1986110日召开的厦门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近平同志讲了话,既讲了人大如何来监督环境保护,也讲了政府如何主动接受监督。他说,非常感谢与会同志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这些意见对政府改进各方面的工作,改进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都有很大帮助。过去主动提请市人大审议的事项几乎没有,这点以后确实应改正。今后凡是法定要提请市人大审议的,再也不能不送或者忘了送。有些还应该主动地、积极地和人大通气、协商,欢迎进一步监督,更加全面地监督。--摘自习近平在厦门(五)

六、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略)

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近平同志的厦门情结,还体现在他对“厦门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提炼上。在一次新闻采访中,近平同志说:“厦门取得的成绩,是一任接一任、一代接一代的接力赛,靠的是厦门建设和改革的参与者,厦门人民群众才是厦门建设的主体,各方面的建设都离不开厦门人民的辛勤努力。”他赞扬厦门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很多精神:陈嘉庚精神、海堤精神、英雄三岛精神、鼓浪屿好八连精神、马塘精神以及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包容并蓄、大气和谐的精神。最后他说:“这些形成了艰苦奋斗、拼搏创新、包容并蓄、大气和谐的厦门精神。”--摘自习近平在厦门(一)

回首厦门经济特区25年走过的不平凡历程,近平同志对内涵丰富的厦门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厦门的人民群众是厦门建设的主体,多年来厦门的建设都离不开厦门人民的辛勤努力。厦门的同志创造了很多精神,最早是陈嘉庚精神,50年代有海堤精神,还有英雄三岛精神、鼓浪屿好八连精神、马塘精神,等等。这些凝聚成了一种艰苦奋斗、拼搏创新的厦门精神。曾几何时,改革开放这样一种东风,全方位的开放,厦门人树立了一种改革开放的厦门精神,这里边有自力更生,这里边有锐意创新,这里边有一种包容并蓄、大气和谐的内涵。厦门也从一个封闭的海防城市,建设成现代化的海上花园,为人所羡慕的一个美丽现代化城市。--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四)

19856月,近平同志到厦门来工作,担任副市长,很想了解厦门的历史和民俗民情,想借几本相关的书籍,便通过人找到了我(洪卜仁)。近平同志希望看时代近一些的、稍微简单一点儿的地方志。我就把我的那本《厦门地方史讲稿》,加上那本道光年间的《厦门志》,转借给他。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同志约我到他住的地方聊一聊,跟他讲讲厦门的历史,并和我约了时间和地点。那天晚饭后,我就骑车去找近平同志了。我们不知不觉聊到晚上11点多钟。近平同志送我出来,握手告别时,他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赶紧说:“过奖了,不敢当。”按说我们是上下级关系,他本可以不跟我说这样的话。但听得出来,他这话是言之由衷的。他这么说,让我非常感动。--摘自习近平在厦门(九)

 

我(洪卜仁)后来跟别人讲,这个新领导很不简单,他对厦门的历史这么重视,说明他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人,也一定会很关注厦门的发展。后来果然是这样,他的确很想干一番事业。那次聊天后没过多久,我听说他在主持农村工作会议的时候,还谈起古代厦门“南陈北薛”的典故。近平同志刚来厦门工作,就对厦门的历史如此清楚,这让与会的同志感到很惊讶,也很佩服。--摘自习近平在厦门(九)

近平同志刚到厦门的时候还是单身,业余时间就邀请记者、作家、文学青年在一起,谈文学、谈艺术。他博闻强记、学识渊博,和大家亲密无间,我们也从不把他当官员看待。他自己也写诗、随笔和小说。你们可能想象不到,他竟然写过电影剧本。1986年初春的一天,时任北京《中国工人》杂志社主编的郭晨同志是位作家,也是我的朋友,从北京到厦门来,除了向我约稿,还请我带他去见近平同志,他们原来就曾相识。后来了解到在北京工作时,近平同志和郭晨一起创作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名叫《基督医生》,分6期连载在19865月至6月的《厦门特区文学报》上。--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十二)

近平同志对文艺工作者确实非常关心。1986年冬天,厦门市文联主席对我(陈慧瑛)说:“我们文联从解放初到现在,几十年了一辆公车也没有,年纪大的艺术家们每次开会、参加活动都很不方便,特别是遇上刮风下雨就更麻烦了。你和习副市长熟悉,能不能请你将情况报告给他,让他给文联批一部工作用车。”我当时兼任市文联副主席,觉得这也是分内之责,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近平同志请示。没想到他一听,马上露出非常关切的表情,问我:“真的几十年都没有一部公车吗?”我回答,确实没有。他说,那就请文联写个报告来吧。后来,他真的把文联的报告批给市财政局。两周之后,市文联就领到了第一部公车——12座的丰田面包车。过了不久,市文联又希望通过我向近平同志给文联申请几套福利房。本以为刚刚要了车,又去要房,他会拒绝。可没想到,近平同志很认真地向我了解市文联现在各级干部住房情况和具体困难,然后就在市文联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大概一个月左右,市里就为文联划拨了3套职工用房,一套给了文联的老主席,一套给了资深的老编辑黄登辉同志,还剩下一套分给一名新来的职工。--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十二)

要说对我(张宏樑)做人影响深远的,就是习近平同志多次讲到的要“自找苦吃”。他说:“我对自己的首要要求就是自找苦吃。”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人生观。再一个原因应该是梁家河那段下乡经历对他的锻炼成长影响很大,是切身感受,也是肺腑之言。--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十三)

八、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他(习近平同志)离任宁德地委书记时,写了一本书叫《摆脱贫困》,是项南作的序。项南回到北京以后,有一次我(任镜波)去看他,项南问我读没读过这本书,我老老实实地说没有读过。项南说:“这本书值得读,现在社会上有的人喜欢讲大话、空话,而这本书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非常难得。”项南的这席话,大大强化了我对习近平同志的崇敬之情。--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八)

习副市长看到我们村贫困落后的状况后,要求村里多种茶、多种果,发展第三产业,早日脱贫致富。当时我们也不懂应该种什么果树,他建议我们种一些柿子,还联系县水土办提供了一批广西无籽柿树苗,并指示县农办解决了3万元扶贫资金。在习副市长亲自倡导下,村民们开始上山开垦、整理土地,种植了大概200亩广西无籽柿,并用那笔扶贫资金修建了管理房。后来我才知道,广西无籽柿是当时国内最好的柿子品种。--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十)

习书记还为我们精准扶贫提供了大力支持。当时虽然我们的茶叶种植面积上去了,但因为没有设备,没有先进的制茶工艺和技术,采下的茶叶都是生茶,过不了几天就会烂掉,价格也一直上不去。我们就跟他讲,村里想买点制茶的生产设备,建立一个茶叶加工厂,把茶叶的外观和质量做好。习书记听了觉得非常有必要,就交代市农办负责这个项目,拨了两笔扶贫资金,一笔40万元用于建加工厂,一笔20万元用于购买设备,后来又增加了10万元。习书记还叮嘱镇里面要做好山区的招商引资工作,多引进一些茶叶加工厂。后来就有一家企业来到军营村投资建厂。我们也用70万元建了自己的茶叶加工厂,购买了20台制茶的揉捻机,还有塑包机、整形机等。有了加工厂和这些设备,军营村的茶叶外观好了、质量高了,价格也就随之提高了。邻村的茶叶如果卖5块一斤,我们就能卖到8块一斤。--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十)

1986年,习书记第一次来,要军营村多种茶,多种果,保持水土不流失,并要求我们带领村民种植柿子林,修建管理房。1998年,习书记第二次来,看到我们满山遍野的茶园,看到茶农为茶叶的销售发愁,就支持兴建茶叶加工厂,指示我们要帮助老百姓解决这些问题,提高老百姓收入,又一次为军营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两次来到军营村,这里可以说是他精准扶贫思路的源头,他从正定就有了农村要加大扶贫力度的意识,后来到了军营村,然后又到宁德,这种意识在不断加深,一直到现在提出的多项扶贫政策,和他过去在各地实践时的思路都是一脉相承的。--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十)

 

198616日,我(郭安民)陪同近平同志前往“英雄三岛”(大嶝、小嶝、角屿)开展调研。“英雄三岛”离金门岛很近,特别是小嶝岛,站在岛上就能听到金门的鸡叫。当时去这些岛上交通很不方便,要先坐车,再坐船,还要计算好涨潮落潮,才能到达。近平同志先后登上小嶝、角屿、大嶝虎头寨,现场查看了紫菜苗和虾苗的育苗室,去岛上的中小学看教育的情况,还去敬老院看望了五保户和困难户。调研结束的当天傍晚,近平同志就召集市财政、农行、水产局、民政局等部门召开联合办公会。他把调研中了解到的问题一一列出来,提出改进工作的要求和需要注意的事项,并向参会干部强调“要提高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的服务意识,提振工作的精气神”。我们听了,感到近平同志是真心而且下决心要改变同安贫穷落后面貌,都很受鼓舞。--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十一)

 

由于何厝村是海防最前线,很多年来渔民不能自行出海打鱼,生活比较贫苦,与厦门特区经济发展反差很大。习近平同志了解到石斑鱼在香港卖得很贵,也适合在厦门沿海养殖,他有一次到何厝村调研时,就提议何厝村养殖石斑鱼。我们去看的时候已经养成出箱了。记得何厝村支书跟习近平同志汇报,鲜活的石斑鱼出口香港能卖到300多块港币一斤。那个时候港币比人民币的汇率比现在高,村民因为养殖石斑鱼,收入增加不少,经济效益显著。--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十三)

习近平同志说,我们国家扶贫的任务还很艰巨,一定要关心群众疾苦,扶贫工作要因地制宜,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岛吃岛。村里(何厝村)要发展有本地民俗特色的乡土农家住宿和渔家餐饮,比如全鱼宴。还可以开展对台湾小金门岛的观光旅游,让我们的渔民开着渔船,带着游客,到小金门岛附近,来一个近距离的小金门岛观岛游,回来后再吃上一顿当地风味的渔家宴,住上一晚农家院,游客一定很多。摆脱贫困要长期抓下去,才能见到效果,不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问题是无法向老百姓交代的。--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十三)

九、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市人大召开专门会议,通过了筼筜湖治理决议。我们制定了一整套治理方案,但要花钱——每年花1000万来清理。20多年前的1000万是天文数字,比现在几个亿还要多。这1000万要不要拿、怎么拿,市政府感到很棘手,讨论的时候也有不同声音。当时近平同志已经是常务副市长,分管财政,他很支持这项工作,最终我们几个领导同志共同下决心,这笔钱就从近平同志手上批下来了。在人民群众的呼声下,人大代表提案,中央领导检查督促,连续3年,总共投了3000万,终于把筼筜湖治理好了。这个事情是近平同志与我们共同参与的,我们都从这件事中得到一个教训,就是: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生产。--摘自习近平在厦门(二)

专题《厦门市城镇体系与生态环境问题》,是近平同志请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专章研究的,很有远见。现在他老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实在厦门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方面的深入思考了。那个时候我们只注重开发,把精力都放在城市建设上,哪里还会考虑什么生态环境问题,但他就考虑得这么长远。--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四)

习书记还给我们提出两条要求:第一条,就是要绿化造林,保护生态,让我们多种茶、多种果,大力发展农业和林业。那个时候,大家对林业基本上都不太重视,只有几个林场保护得比较好,农村基本上都是荒山。现在看来,我们这里能够发展乡村旅游,游客愿意到我们军营村来,就是冲着这绿水青山来的,习书记当年的远见,给今天的军营村铺就了致富之路。第二条,就是鼓励年轻人一定要走出山门,走进厦门,去打工创业,不要单一地守在本地种茶。--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十)

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20018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了一次各级人大代表“回家”活动座谈会。在座谈中,近平同志认真听取代表意见后指出:“特大走私案伤了厦门的元气,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中央与省里已讲得很清楚,厦门的成就是主要的,干部的主流是好的。厦门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地位没有改变,一定要振奋精神,统一思想,扎实工作,再创辉煌。”厦门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一个影响重大的案子,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波折和坎坷。在这个关键时刻,近平同志回到厦门同干部谈话,起到了鼓舞士气、振奋精神、凝聚人心的作用,也充分说明了他对厦门的深厚情谊。--摘自习近平在厦门(一)

 

有一次,近平同志到办公室找我(王金水),说他最近走访了几个生产队,在离金门最近、最前沿的何厝村,看到民警抓了一个犯罪分子,民警骑着自行车,犯罪分子戴着手铐坐在后面。近平同志说:“派出所连一部摩托车都没有,有时候追逃犯,逃犯骑摩托车,我们的民警却骑脚踏车,这多危险啊。”他就问我,能不能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车。半个多月以后,第一批最前沿的地方先配上了摩托车。当时,公安政法不归他分管,而且这个事情如果按照惯例来做,没有半年是肯定下不来的。但他就能为了这么一个不是自己分管的、完全可以“应付了事”的事情直接找到我,希望帮助他们解决。我感到他身上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只要是厦门的工作,只要是对工作有益的事,他都尽力去做。--摘自习近平在厦门(二)

十一、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略)

十二、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

1984年,邓小平同志对厦门作了两个很重要的决定,一个是把特区扩大到全岛,第二个是可以享受某些自由港政策。但是,国家只给政策,没给钱。这条路该怎么走?怎么发展建设?这需要厦门自己来探索。当时近平同志为了制定好这个发展战略,花了很多精力,邀请中顾委委员、经济学家于光远,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等100多位专家来厦门调研、论证。同时组织300多人,列出20多个专题,做专题研究。最后制定的发展战略,好多专家都很欣赏。于光远对这个发展战略给以很高评价,他说:“厦门是第一个提到生态问题的;把厦门作为贯彻‘一国两制’、实施对台政策的试验区,‘两门对开’、‘两马先行’是厦门首先提出来的。逐步开展离岸资金业务,实现资金流动相对自由,也是厦门的首创。”--摘自习近平在厦门(二)

 

2000年,中国侨联、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电视台联合摄制电视文献纪录片《民族之光——陈嘉庚先生归来的岁月》。当时近平同志是福建省省长,摄制组去采访他,他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任务十分艰巨。在实现祖国统一的道路上,我们弘扬嘉庚精神,就能进一步激发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助于激励海峡两岸全体中国人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携手共进,为完成祖国的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而奋斗。”

近平同志对港澳同胞、港澳前途的关怀,也是一以贯之的。上世纪90年代,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港澳经济遭受重创的时候,近平同志亲自到港澳地区去,广泛接触各界人士,指出:“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后来,他在全国两会期间与港澳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座谈时强调“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他高屋建瓴的指示和身体力行的关怀,在那种经济低迷、人人自危的氛围下,给了港澳同胞,特别是金融界、商企界很大的鼓舞,为增强抗击危机信心、为安定港澳社会起了定心丸的作用。--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十二)

十三、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6916日,近平同志出席在印度果阿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讲话中宣布,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将于20179月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厦门的高度信任和关心厚爱,体现了党中央对厦门的战略地位和特区窗口作用的高度重视,为厦门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支点城市、提升厦门国际性现代化水平提供了重大机遇。--摘自习近平在厦门(一)

 

20141021日上午,福建省政协和厦门市政协在厦门联合举办“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座谈会”。省领导在座谈会上宣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回信”。回信中,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继续肯定陈嘉庚先生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是“侨界的一代领袖和楷模”。这对于进一步凝聚侨心汇聚侨力、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有着非常现实和深远的意义。--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八)

 

福建是重要的侨乡,特别是厦门。有人说过:“没有华侨就没有厦门的历史,没有华侨就没有厦门的今天”。而且,厦门还是世界华侨领袖陈嘉庚的故乡。近平同志对这些情况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指出,作为地方一级党委、政府,不仅要重视、支持侨务工作,必要时领导还要亲自做有代表性的侨商、侨裔的工作。他在福州任市委书记期间,建立了福州市三级侨情资料库,还建立了与海外200家大华侨、大客户的联系制度。他曾经专门创立“大侨务”观念——他在一篇题为《“大侨务”观念的确立》的署名文章中写道:“新时期的侨务工作要打破地域的界限,跳出侨务部门的范围,使之成为党和各级政府的大事,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参与的大事。”他还在文章中提出了很多侨务工作的新思路,诸如要从老一代华侨工作转向新一代。现在新一代华侨的范围很广,除了老一代华侨的后裔,很多留学归来的人也都视同归侨来对待。要做好国内归侨的工作,由送上门转向主动上门去工作。如果没有“华侨对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的整体概念,是提不出“大侨务”的理念来的。--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十二)

十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近平同志19856月中旬来到厦门,那一天正好是他32岁的生日。他来的时候轻车简从,自己搭了一个便车就来了。当时,从福州到厦门只有一条路,还不是柏油路,而是砂石路,灰尘很多,也很窄,我们经常去福州开会,走这条路需要8个多小时才能到。--摘自习近平在厦门(一)

198511月市委常委的组织生活会上,近平同志说:“我来厦门工作,用孙中山先生‘不要立志做大官,而要立志做大事’来勉励自己,地位变了,作风不能变。”--摘自习近平在厦门(一)

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的三年里,走遍了厦门农村、海岛,像“英雄三岛”(大嶝、小嶝和角屿),还有海拔1000多米的军营村等等。不仅如此,他还虚心学习,从来没把自己看成是什么高高在上的领导干部。--摘自习近平在厦门(一)

当时他给我(王金水)印象最深的有两句话。第一句是:“要发财就不要来当干部,要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天底下好事你都要,上天不会同意的。”后来他到省里当领导,作报告时还讲过这句话,说明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第二句是:“我们一切工作,都要落实到基层。我们一切工作,基层最重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是第一线,也是前线,也是火线。”后来他当了省委领导,到厦门视察时还讲到基层是第一线,是前线,说明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摘自习近平在厦门(二)

近平同志对厦门情感很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跟彭丽媛同志是在厦门结的婚。当时我是市政府党组书记,他给我和时任市委书记邹尔均说了自己要结婚的事。他当时说:“有一个事,要跟组织报告,彭丽媛今天到厦门了,明天我们要结婚。”我说,这是个好事啊。我们大家都为他高兴。第二天,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问他在哪里举行仪式。他说,不举办什么仪式了,就在厦门宾馆吃一个便餐。--摘自习近平在厦门(二)

他们结婚那天正好是周六,近平同志给我讲,礼拜天要带彭丽媛去漳州的东山县看一看。第二天,司机就开着车带他们去了东山,住了一晚上,住宿费、来回的汽油费都是他自己掏的。在30年前,他就是这么严格要求自己的。--摘自习近平在厦门(二)

彭丽媛来厦门的时候,早上经常去厦门宾馆的食堂打饭。有一次,我去打饭的时候碰到她,就问:“近平怎么没有来打饭,让你来打?”彭丽媛说,他前一天半夜一直在看书,早上就起不来了。彭丽媛跟我说:“近平一看到书就‘醉’了。”所以说,埋头工作、埋头读书几乎是他工作、生活的全部。--摘自习近平在厦门(二)

当时,研究发展战略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近平同志却一抓到底,毫不松手。他说,作为领导者,既要立足于当前,更要着眼于长远,甘做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张蓝图画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四)

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近平同志已经到宁德工作了。我(郑金沐)给他打电话,请他当主编,他说让我和罗季荣签字,这本书就可以出版了。他坚持我们三个都当主编。现在没有哪本书是这样的,一般都是一个主编,其他都是副主编。这就是他平时说的“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不在乎名利的奉献精神。--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四)

近平同志公私分明。有一次他正在哈尔滨参加会议,市里派我(郑金沐)和他参加福建省汇报团,到北京汇报情况。我跟他打电话,问他知不知道这个事情,他说知道,明天早上就能到北京。我又问他要不要给他家里挂个电话,派个车子去接,因为当时厦门的驻京办没有车子,我是跟代表团一起,住在省驻京办。他说不用,让我在省驻京办的公共汽车站等他,果然他是坐公共汽车赶过来的。--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四)

近平同志很重情义。梁家河的人来找他,所有费用都是他负责,包括医药费也是。有一次,梁家河的老支书来找他,说今年村里的枣子大丰收,想请他帮忙出口。近平同志问一共有多少数量的枣子,老支书说了个数字。近平同志说,这么少不好出口,也就是没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但他话锋一转,问老支书怎么来的,老支书说是村里大家出钱送他来的。于是他二话没说,就给老支书垫付了来回路费,还带他去鼓浪屿看了看。后来,我了解到,他那个月工资又光了。--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四)

近平同志去同安县五峰村(以前是苏区,闹革命的地方),村支书请他喝茶,当时山里老百姓用的茶具可没现在这么讲究,上面都积满了茶垢,黑不溜秋的,看起来有点脏。以前有领导下来调研,一坐下来,秘书就把保温杯端过来,喝的都是自己带来的茶水。没想到近平同志毫不犹豫非常自然地拿起杯就喝了起来。这个茶杯一端,他和村支书、和村民的距离也就一下子拉近了。--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四)

为了开展调研,他还专门购买了一辆厦门自行车厂生产的“武夷”牌自行车,由他骑车带着我(王太兴),到社区街道或者工厂去调研。在调研过程中,他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一坐下来,就把烟递过去,沟通一下感情,然后才进入正题。别人泡的茶,他也不管卫生不卫生,该喝的就喝。厦门的夏天比较闷热,群众看他工作辛苦,给他切一个西瓜,他也不管周围苍蝇围着嗡嗡飞,接过来就吃。近平同志没一点儿架子,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从京城里出来的高干子弟。--摘自习近平在厦门(五)

1987年初,市里在厦门宾馆会议厅第一次召开领导干部述职大会。那阵子近平同志工作特别繁忙,第二天就要述职了,他还没来得及写述职报告。头天晚上,他忙完工作,已经晚上10点了,把我(王太兴)叫到他家,由他口授,我用纸笔快速记录,就这样整理出一篇7000多字的述职报告。记得当时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总犯困打盹,但他的精力却很充沛,将自己分管的计委、农委、体改委、协作办、民政局、市外办等各项工作,一条一条如数家珍地口授出来。写完以后,第二天他就拿着这份报告去述职,效果非常好。我想,如果不是平时工作扎实,有足够的积累,是很难做到对工作各个方面了如指掌的,也不可能用一个晚上就信手拈来,把那么多内容的述职报告整理出来。--摘自习近平在厦门(五)

 

近平同志总是坚持调研先行。1987年,市里开会讨论企业发行股票的事,他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说:“这个事情现在不应该急着做,更不能盲目做,要进行充分的调研,论证清楚之后再做。”他的建议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同,厦门企业1990年才开始发行第一支股票。事情一旦经过了充分的调研,他就大胆去干,从不畏首畏尾。从制定《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到为居委会干部提高工资待遇,都是在充分调研之后作出的正确决策。--摘自习近平在厦门(五)

近平同志自己从不铺张浪费,钱都用在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开销上。他从来不跑不送,每次外出开会,会议间隙的多数时间是呆在房间里看书,从未借机拜访组织部或者相应主管局的领导,疏通关系。但在送礼这事上他也有例外,就是对待老干部。有一次,叶剑英同志的参谋、毛主席转战陕北时的“活地图”雷英夫中将来到厦门,近平同志就叮嘱我(王太兴)买点厦门特产——香蕉,去宾馆看望这位老同志。--摘自习近平在厦门(五)

近平同志后来到厦门上任是自己过去的。我们当时本来要派车送他,被他谢绝了,他说:“尽量不给你们找麻烦。”然后就搭了辽宁省驻厦门办事处的车,坐了8个多小时才到厦门。--摘自习近平在厦门(七)

近平同志离开厦门赴宁德之前,我(苏永卯)拿过去一些草绳、袋子,跟他一起整理东西。他生活很简朴,行李也很简单,只有一些衣服、一台小冰箱、一台小电视机,其他都是书和文字资料。--摘自习近平在厦门(七)

19991017日,他参加集美大学校董会首届二次常务校董会议,并在会上讲话。后来,我们根据录音整理,他的讲话不到两千字,朴实无华,十分贴心。还有一次,他在讲话中说道:“我现在挂一个校董会主席,这是因袭下来的,当省长都挂这个衔。但我这个人不愿意挂空头衔,在其位谋其政,挂了就要关心、就要过问,所以会经常来看看,最起码一年来一次。否则就不挂。”实际上,他当校董会主席期间,总共来集美大学7次,是历任校董会主席中来得最多的一位。--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八)

 

2002年教师节前一天,他专程到集美大学慰问教师并与教师代表座谈。座谈会结束,他还特意去看望他在清华大学时的老师刘翠琴。刘老师住在集美大学航海学院宿舍楼的4层楼,没有电梯,他便拾级而上,给老师送上鲜花,并且深情地说:“谢谢您当年的教育和培养。”刘老师和当时在场的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八)

 

1998年,习副市长已经是福建省委副书记,同安也已经由县改区。习书记来那天刚下过雨,从同安城区到我们村的道路还是坑坑洼洼的,下过雨之后变得泥泞不堪,习书记乘坐的汽车陷到了泥里。刚好我们有些村民经过,习书记就下车,同村民们一起把车从泥坑中推了出来。--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十)

 

近平同志在厦门任职期间,来同安县调研的次数非常多,具体到底有多少次我(郭安民)记不清了。因为我们这里的农村基本上都在山区,海岛又多,条件非常艰苦,所以大家都说近平同志是“上高山、下海岛”开展调研工作。--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十一)

198810月,厦门市人民广播电台和厦门悦华酒店决定联办“我爱厦门”文艺晚会。他们知道我和近平同志熟悉,就上我家来说:“慧瑛同志,请你给习书记打个电话,让他帮我们请彭丽媛同志到厦门来演出吧。”虽然有些畏难情绪,但我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家用座机给近平同志打了电话。近平同志接起电话,听我讲了事情的原委之后说:“你电话打得真巧,小彭昨晚刚从北京回来探亲。我一定让小彭去。”然后他举着电话,对身边的小彭讲:“大姐来电话了,请你到厦门去演出,我替你答应了。”随后又让小彭来跟我讲电话。我和小彭通电话的时候说:“厦门人民特别欢迎你呢!明天就派车子去接你过来。”彭丽媛连说:“不要不要,千万不要,我就坐大巴去。”我说那怎么行,从宁德到厦门要89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呢。但她还是坚持,说:“大姐,别劳民伤财了,我就搭长途汽车去!”果然,第二天下午大概五点多钟的时候,小彭就坐着大巴风尘仆仆来到厦门,我和我爱人老吴、还有电台台长一起去长途汽车站接她。我们一再问她累不累,她笑呵呵地连连摆手,说:“蛮好的,不累!不累!”这位风靡九州,饮誉欧、亚、美几十个国家的著名歌唱艺术家,留给我们厦门人的印象是亲切、朴实的,一点没有名人的傲气和架子,所以,我们和她的心一下子就贴近了。--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十二)

 

当习近平同志得知我(张宏樑)刚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还担任了厦门大学经济系团总支副书记后很高兴,说:“好!年轻人就应该要求进步,积极入团入党,利用一切机会锻炼自己。要艰苦朴素,要自找苦吃啊。”--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十三)

村支书一定要请我们吃一条石斑鱼,说是让我们尝尝为什么石斑鱼能在香港卖得这么贵。我是第一次吃石斑鱼,感觉特别好吃,或许是因为心情好、价格贵才觉得味道鲜美吧。吃完鱼,习近平同志笑着对村支书说,这条鱼我可不能按香港的价格付钱啊,一是付不起,再说我也没有港币啊,说着掏出工资付了鱼钱。--摘自习近平在厦门(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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